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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牙利咖啡馆

刘瑜

我就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。这家咖啡馆叫匈牙利咖啡馆。匈牙利,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国家啊,它地处东欧,1956年曾经有过一场不成功的革命,它还……好吧,其实关于匈牙利我一无所知。

匈牙利咖啡馆可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,而且是一个政治阵营。宣称自己常去匈牙利咖啡馆,就等于宣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,一个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,或至少也是一个文化嬉皮士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人,或进而整个世界的人,完全可以被区分成“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”和“不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”。一个小小咖啡馆,大大提高了划分敌友的效率。

咖啡馆看似一家乡间小学教室。昏暗的灯光,拥挤的桌椅,斑驳的墙壁,恶作剧地横亘在阳光明媚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,好像唇红齿白的笑容之间,一颗虫牙突兀在那里。令人费解的是,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。

人们摒弃了门外的灿烂阳光和星巴克里的资产阶级光明,趴在匈牙利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,如同捉虱子一样费劲地辨认自己书上的文字。

我曾经猜想,这里有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团。那些从19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在这里招兵买马,商讨颠覆资本主义大计,咖啡和草莓小甜饼只是幌子而已。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们,比如那个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的老太太,那个夏天还穿着皮衣服的长发青年……这些人成天驻扎在这里,哪里是喝咖啡,简直是每天在这个生产愤世嫉俗的作坊里值班。证据之二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。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上过这么“左”的厕所。小小两平方米的厕所墙上,写满了各种政治宣言——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,呼吁布什下台的,打倒美帝国主义的……其慷慨激烈程度,足以把一个右派吓成便秘。

我这个猜想虽然非常振奋人心,但并不能得到证明。能得到证明的,只是身边这些琐碎的聊天而已。比如那两个女孩,在讨论爱的暧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:“三天都没有回信呢,这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,而事关基本的人品!”

一次次的窃取情报都是空手而归。我只好承认,人们喜欢光顾这个“左派”咖啡馆,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“左”的意识,而是因为他们喜欢“左”的下意识。意识太多,无意识太少,下意识则刚刚好。正如那些左派的标语,占领大街太多,销声匿迹太少,而匿名地幽闭在一间咖啡馆的厕所里则刚刚好。在意识的层面上,左派已经溃散,等它在下意识里卷土重来时,一个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已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意象,比如这些昏暗的灯,这些破旧的桌子,这些失魂落魄的人。人们在这破碎的意象中寻找一种美学上的刺激,却早已无法将它拼凑一个政治野心。当历史变得像一个宿命,政治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印象主义。

“左”的幽灵就在这家匈牙利咖啡馆里来回穿梭,招揽生意。这幽灵已失去语言,只剩下身体。它勾引我们,但并不企图征服。人们坐在这里,消费着这妖娆的眼神,而它也萦绕着人们。医治他们下意识里的那一点炎症。

想清楚了这一点,我在匈牙利咖啡馆坐得心安理得起来。这哪是什么左翼咖啡馆,它就是看上去有点“波西米亚”而已。我对波西米亚风格的理解是:当小资厌倦了自己,他就需要时不时地冒充无产阶级。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革命,西方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明了一个时尚流派。他们的救赎真是比我们的有效率。